东方历史评论 历史的、批评的、审美的

马勇、许知远:被遮蔽的近代史

《东方历史评论》微信公号:ohistory


1


走上历史研究之路


许知远:您是怎样走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领域的?


马勇:我们这些 50 年代出生的人,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的一批人。在我适龄的时候,高考已经取消了,那时候农村孩子唯一完成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就是参军。1972年我到杭州警备区当兵,这对我后来的影响非常大。当时我一个同学在独立团政治部,他参与了一些历史专著的注释活动,我和他接触比较多,慢慢地开始对历史有了一定接触。后来恢复高考,我去考了大学,选择了历史专业。原因其实是我数理化读不懂,只能读文史哲,而历史的录取分最低,所以就填报了历史专业。等到上大学时,我已经24岁了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当过兵,做过矿工的人来说,读书的机会非常宝贵,所以我想把之前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,从早上到晚都在看书。在这种状态下,才开始慢慢地往专业道路上走,并对中国的历史,尤其是晚清的历史慢慢有所了解。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。至于为什么扎根于中国近代史,首先世界史我肯定不行,因为外语水平太差,当年基本上等于没学,因此只能试图在中国史领域有所作为。


就我个人而言,我一直想解决当兵时的一个困惑。那时候我们批林批孔,读孔子,读孟子,都搞不明白意思,好多字不认识。到了大学之后,我就想应该去探索当年在批林批孔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,就去看了思想史。我进大学之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,四年里我整整看了三遍,而且都是一字一句看下去。第一遍要解决认字问题,里边字都不认识,是我拿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出来的。第二遍要疏通大意,搞懂它讲的李贽、韩愈究竟是什么意思?第三遍就到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了,再去看一遍,才能够慢慢地弄明白。所以,我在大学时候,一二三年级的主要目标就是做中国思想史,我觉得这里边可解读的空间很多。


再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,到复旦跟朱维铮老师学习。毕业之后,我本来是要去社科院历史所的,但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近代史所的老先生,他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,因为到近代史所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分到房子。另一个好处是近代史所虽以研究近代为主,但有一个通史研究室,第一任所长范文澜也是以中国通史见长,因此近代史所的通史和古代史研究一直比较活跃,也有我的用武之地,于是我就到近代史所来了。但我想对于研究所的学术主流我也不能不懂,于是大概从1986年起,我开始读近代史的资料、图书、旧报纸,大量的阅读,大概潜心读了五六年,也发现了很大的研究空间,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写作。


2


被革命叙事遮蔽的近代史


许知远:您在 80 年代末开始读近代史的时候,当时近代史的研究范式是什么?


马勇: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接受的都是革命史叙事。革命史的判断有这几个主要概念:两千年的封建社会、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这是一个对社会性质的总体把握。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叙事,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华民族的抵抗、地主阶级的压迫和人民的抗争、反动政府的卖国和人民对主权的捍卫。


我们今天肯定不是用这样的范式来讨论历史了。这个转折来自于改革开放对学术界的影响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不到两个月,历史学界有一篇讨论洋务运动的论文,给我们带来了极大震撼。过去我们骂洋务运动,骂李鸿章,这篇文章却对李鸿章、洋务派有一个正面的表达,对官商合办、民间资本的利用都有很好的解读,这对我们这一代学者影响非常大。


紧接着就是陈旭麓先生的“新陈代谢”理论。他直接挑战革命叙事,认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主要靠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,有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,旧的去掉,新的出现。陈先生去世后,他的弟子把他的观点整理成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一书,这本书是当代学术史的名著,影响非常大。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所用的已不再是原来的革命叙事,不再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抗、地主阶级压榨和人民的抗争,而是讲中国社会新因素的产生发展。


陈先生为什么这样讲呢?我们去分析他的学术史,他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副教授了,做的这个研究和我们后来完全不一样。建国以后,大量的1949年之前的学术思想被屏蔽掉了,最典型的就是蒋廷黻。蒋廷黻的《中国近代史》在1949年前曾风靡全国,在国统区是被当做教材来使用的。1949年之后,蒋廷黻一直在做国民党的驻联合国大使,我们不能加入联合国,主要是蒋廷黻一个劲地在那拒绝,于是我们就把他的东西屏蔽掉了。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蒋廷黻,后来是陈旭麓先生把他给发掘出来的。


3


重估改良主义


许知远:(20 世纪)80 年代末,90 年代初的时候,严复、梁启超这批维新者在当时学界的地位是什么样的,后来又是怎么发生转变的?


马勇:一直到80年代末,我们仍然把康梁、严复这些人看成改良主义者,认为改良主义没有出路,注定要失败。大概到了90年代初,李泽厚先生的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里边探讨了很多问题,而且他是一种哲学的探讨,不是在讲要给严复一个重新定位,而是从严复思想当中引申出来,对当时的中国有什么启发。80年代中国思想界真正引领变化的,可能还是首推李泽厚先生。


还有就是大概在1987年,冯友兰先生出版了《中国哲学史》的第六册,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探讨太平天国的章节,他问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了之后会怎么样?那我们当时都没想过,太平天国成功了会怎么样,大概都认为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了,就是理想主义了。但是冯友兰先生讲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了,就把中国拖回中世纪,这给我们史学界极大的震撼。他给我们一个启发,就是近代许多人物都很值得重新探讨。



大概都在1988年、1989年的时候,学术界举行了几次会议重新讨论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价值。对严复也是这样,在1991年之前,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过去老一代的学者说的那样对严复思想进行分期:早期是激进的,中期是调和的,晚期是回归到传统。大概在1991年,我和一个朋友都写了文章重新评估严复的思想,究竟严复的思想可不可以这么严格的划分?短短的20年之间,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好几次,而且还都被你看出来了,那这个人不就是精神崩溃了吗?可能我们过去的评估方式是有问题的,严复在讲天演进化的时候,他就注意到天演进化的一个问题,于是他很快就去翻译其他的作品来弥补,但是他的弥补已经来不及了。


就这样,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,学界对康梁、严复等人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等到新的青年学者再进入的时候,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康梁和严复了。


4


痛苦的先知


许知远:我也读了您编的《严复全集》,感觉严复的思想是大大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。您在读严复相关史料的时候,觉得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行者,他的心境是什么样子的?


马勇:孤独的。从严复的史料当中能够反映出来,而且从他的一个引领者身上也更能反映出,那就是郭嵩焘。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,不是没有人看到,其实每一个问题都有人看到,但是看到了就属于先行者,属于先知,而这种先知一般是要受到磨难的。不看到还好,看到了就是一种焦虑、沉重。


1894年之前的严复资料都丢掉了,现在只能靠猜测或者在别人资料中零星发掘出一些,比如《郭嵩焘日记》。严复在这20年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,我们今天没法描述了,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。他一再回去考试,一定有某种让他很烦的事情,烦什么呢?体制内的这种晋升,他不想被那些进士们瞧不起。甲午战争爆发后,他发表的言论以及给陈宝箴的信,从这些史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复的很多想法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,一定在前边有铺垫,只是相关的史料大多遗失了,但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严复作为先行者的孤独,这也是大转折时代先行者的必然结局。


5


朝廷对新思想的需求


许知远:1894年前后的士大夫们分不同的类别,他们是怎么想象和感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?


马勇:去年我读了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全集,想试图探究一下为什么在前边30多年里,中国处于一种沉闷状态,个别先觉者处在被孤立的状态。我们在读陈炽、郑观应、马建忠的的过程中,都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孤独。为什么1894年的战争一爆发,中国就好像突然崩溃了一样,知识界、思想界就处在这种崩溃的状态,大家都可以说话了,为什么?我觉得和朝廷本身乱了方寸有关。原来朝廷一直是很沉稳的,一天到晚不让你说话,大家都说不出来。现在朝廷慌了。在1894年战争打到黄海的时候,朝廷不知道这个事情往下怎么发展,日本的战略企图究竟是在哪?清廷担心如果日本登陆作战到北京来,那就是真的一个亡国的格局了。因此,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慌乱而开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,才使一个新思想的空间出现了。